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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界面新闻获悉,工人体育场的翻修计划,一直处于商谈之中——下赛季的新主场也尚无定论。由于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只是球场的使用者,并无实际决定权,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方案的出炉,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取舍和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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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他的改造,则还包括取消体育场原有的竞赛跑道,增大观众看台以及观众大厅的容量,以及对贵宾用房设施的升级。

  就是在这样“见缝插针”的利益追求下,中国足坛频频出现着“演唱会观众踩踏草皮以至影响比赛”的新闻:苏打绿与上海申花、张杰与重庆斯威、张学友与贵州恒丰、周杰伦与山东鲁能、鹿晗与北京国安,这样的跨界搭档都曾见诸报端,引发舆论热议。

  小幅度的翻新意义不大,而改造为专业球场的愿景,又会让工体周边的餐厅、夜店和健身房受到巨大影响,对于整个商区都是伤筋动骨的“停机整修”。

  一个月前的12月1日,在京城傍晚的寒风中,北京中赫国安以队史首次的“让二追三”击败山东鲁能,成就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历史上的“最强亚军”。

  而这样的经营模式,也适用于中超球会的绝大多数球场——在球场所有权与俱乐部无关的情况下,各个球场都需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,仅有的例外是河南建业和天津泰达。

  不仅如此,在球场容量方面,奥体中心和丰台体育中心可以开放的看台,也都只能达到工人体育场的五到六成。

  诚然,不同于工人体育场位于京城东部,地处核心商业区,御林军潜在的主场选择——奥体中心和丰台体育中心,都处于更具生活属性的北边和西边,诸如工体周边在比赛日提供的吃喝玩乐“流水线”,就是难以复制的存在。

  广州恒大俱乐部曾在2015年公布过一份详细财报:该俱乐部在当年的收入分为五个方面:门票(55.24%)、广告(33.29%)、商品销售(5.32%)、比赛出场费(4.74%)或奖金以及特权使用费(1.41%)。

  据腾讯体育报道:“浦东足球场计划于2020年年末试运营,并从2021赛季开始正式投入使用。除了一切设施以专业足球场为准,包括俱乐部办公室、足球博物馆和电竞俱乐部等配套建制,都是一应俱全。”

  一个月前的12月1日,在京城傍晚的寒风中,北京中赫国安以队史首次的“让二追三”击败山东鲁能,成就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历史上的“最强亚军”。

  由于完全是市场化运营,工人体育场除了足球比赛之外,一直要通过各种开放资源,去寻求更多的财政收入。

  不过,对于管理方北京总工会而言,同为体育场租户的御林军,其实与周杰伦、陈奕迅和王力宏们并没有任何区别——每场超过百万元的费用,就是他们进入这个场地的先决条件。

  51708人的现场观战,不仅创造了当轮中超收官战的最高上座,也将这一年御林军的场均主场上座数锁定在40892人,仅仅少于45519人的天河体育中心。

  自从2016年正式入股北京国安俱乐部以来,董事长周金辉和中赫集团的一举一动,都会引发各种联想和猜测。特别是主场的话题,更是三番五次出现——专业足球场,抑或是翻修工体。

  两年前,在御林军建队25周年的答谢会上,曾有权威媒体透露:工人体育场正在发起主场改建计划,一旦批准,北京未来几年就将迎来一座更专业的新球场。

  一个月前的12月1日,在京城傍晚的寒风中,北京中赫国安以队史首次的“让二追三”击败山东鲁能,成就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历史上的“最强亚军”。

  修建于1959年的工人体育场归属于北京市总工会,在财政方面自负盈亏,目前由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负责经营和管理。

  相较而言,中国俱乐部的纸上谈兵,似乎仅限于北上广的豪门俱乐部,而且由于牵扯的事务过于繁杂,“三年之后又三年”的戏码更是时常出现。

  无论国内外足坛,扩建或新建球场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:来自北伦敦的阿森纳和托特纳姆热刺,便在近十二年接连新建球场,就算背上繁重的财政负担也在所不惜。

  可以预见的是,在未来几年时间,从门票、商品到纪念品售卖,北京中赫国安的收入数据都将受到不小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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